岁月如梭忆芳华

——我在图书馆的20年（1979—1999年）

李志跃

1979年12月26日，当年的一个插队知青，从江宁县土桥公社上调回城，跨进南京化工学院的大门，那年我21岁。 经过一个月的岗前学习，分配到图书馆，实现了我儿时的夙愿，长大后如能在图书馆工作，在书的海洋里遨游，并成为终身职业；又拿工资，又能看书，那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，谁料竞念想成真。

一、记忆中的丁家桥图书馆

那座图书馆，今天已荡然无存，好在还有两只迁移到科技创新大楼AB楼前的石貔貅，可以找回失落，但永远不会抹去的记忆。它坐落在今天科技创新大楼C楼的位置，正门朝东，一整面落地玻璃门墙，面对田径场，是一座办公区域为二层，书库为四层的单体建筑，面积为三千平方米。完全按照图书馆的服务功能，布局要求，书库设计建造的，在当时的高校中小有名气，经常有兄弟学校的同仁，慕名前来，观摩欣赏，啧啧称赞。

意外的是，名义上号称图书馆，可惜不是图书馆的一统天下。记得我上班时，一楼的两侧，南面是教材科；北面是印刷厂，二楼还有马列教研组，竟然是四“国”鼎立，让我费解。借书还书的鼎沸人声，伴奏着印刷厂的打字机声，印刷机器声，此起彼伏，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，至今还回响在耳边。

图书馆布局是这样的：迎门为一宽敞的楼梯，一楼除了二家外来户，楼肚内设有教师阅览室，主要藏有外文期刊和整套的美国《化学文摘》，日本《工程索引》，以及部分常用的中外文工具书，工作人员是馆内业务能力过硬，年富力强的杨永厚老师（后担任馆长多年）和与我同时入职的李超英。

沿迎门楼梯而上，便来到一楼半处，是我工作服务15年的流通部。（另章专述）两侧各有一小间，南侧是值班室，我在此值班守夜整8年，自封为“小楼夜主”；北侧是复印室。流通部大门外，拾级而上，正对流通部的是马列室；向右紧挨马列室一间是采编部，工作人员有章亚英，吕厚亮，江树裕和卓秀文诸位老师。再右侧一间是办公室。当时的图书馆隶属教务处，与印刷厂，教材科并列为科级单位。负责人是至今还健在的离休老干部陈超主任，据说学历并不高，可书生气十足，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。我诧异的是，他明明是图书馆的“头”，可当时不称呼他馆长，大家都喊他“陈主任”，加上毛冰寒老师，也是一位离休老干部，为办公室秘书，同时还兼做中文目录卡制作，写的一手好字。最右侧一大间为中文期刊阅览室，也是很吸引人的地方，可以尽情的看到各种文学刊物和多种画报，如风靡一时的《十月》，《收获》，《花城》，《青春》，《大众电影》，《大众电视》《，世界知识画报》等，每天课间，学生们蜂拥而至，争相阅览，那几届校友，每每谈及，至今恋恋难忘；工作人员是李中瑜老师和杨明老师。向左的那间用途已想不起来，只记得后为中文工具书阅览室，工作人员是阅览室调来的杨明老师和孙晓克。

二、流通部的前八年（1980—1987年9月）

那时的流通部由张巧珍，陆瑞华，仲明，方军，加上我的入职，共五人组成，负责人先是张巧珍，她退休后，由陆瑞华接任。

一进大厅，两边是目录检索台，南边是按中小型图书分类法排列的卡片盒，北边是按汉字笔画顺序排列的卡片盒；沿墙摆放的是外文图书卡片盒。正对大厅大门的是一组U字型的高柜台，将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分隔开。借还书的流程，完全是纯手工操作，每个读者都有一张借还书记录卡，俗称“户头”，学生按所在系，班级，学号排列，教工按所在系，部门，证号排列，一一对应。读者借一本书，先要填写“小纸条”，那是工作人员将印刷厂剪裁废弃的白纸边，废物利用拿来放在盒子里，供读者使用，后来有了正式印好的索书条；交由工作人员，俗称“跑库”，按条索骥，取到书后，放在前台，前台人员找出与借书人对应的户头，递给借书人填写相关内容，即图书证上的流水号，户头卡上的书名，书袋中借阅卡上的班级学号，姓名，三样齐备，前台盖上日期章放行，那是一种滚动式的日期章，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调日期，同步当日，有时常常忘记，还闹出不少笑话。

柜台虽然将读者与工作人员隔河（柜）相望，但是一张小小纸条，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，对读者的服务态度，业务能力，工作热情，全都体现在一接一跑的纸条上。我当时有一种朴实的想法：读者到馆是来借书的，是来学习掌握知识的，又不是来借钱，应当礼貌热情，尽量为他们提供方便，让他们乘兴而来载兴而归，是我最起码的职责。有时，读者递上三，五张索书条，能取出一，二本，就算撞上大运了，很多时候，被人借走了，空手而归，特别是一些紧俏热门书，（如复习指南，解题指导类）更是司空见惯。我多数时候是这样处理，索书条上的这本如借完了，就找相近或类似的推荐给读者，尽量不让他们失望，往往能获得读者的赞许。看到读者满意而去的背影，我心里也很高兴，为书找人，为人找书，不正是流通部基本的应尽的职能吗。

用今天的眼光看，真是不可想象，借一本书，那么的繁琐和费时费力。好在当时学校的规模很小，每届学生才二，三百，加起来只有一千来号人，教师更少。正常情况下，还是能应付的。不过，遇上有几个时段，还是异常忙碌，累的腰酸背痛。一是每周的二，四下午，因为当年自科与社科书，集中在一个借书处，二，四下午为社科借书时间，其余是自科借书时间。每到二，四下午，大家心有余悸，谈虎色变，做好迎接一场大战的准备。那真是人头上递条子，一手拿上四，五个借书证，大厅是人头攒动，柜台是水泄不通。那几届学生（77—85）求知欲极强，下午还没开门，门外已人群聚集，门一开，潮水般涌入，忙的是一分钟也歇不下来，去趟卫生间，都要一溜烟小跑。直到送走最后一批读者，此时已夕阳西下了，每个人都精疲力竭，抬望眼，大厅地下，纸条如雪花飘落，白茫茫一片。二是每天上午的课间操后，也是一个小高潮；三是每学期的放假与开学，借还书量很大。此情此景，轮番上演，到了1984年，印刷厂搬离，社科借书处搬入，所有借书，改为全天候开放，，情况才有所改观。我仍然留守自科借书处。

那时还有一个奇特现象：每周三下午为政治学习，闭馆不开放。而参加政治学习是有干部编制的老师，我刚来属于工人编制，与另一个同编制的同事，则要卫生打扫，整理书架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在我之前的认知中，封个一官半职的，才是干部，而有的老师半顶乌纱帽也没有，也算干部，只要有编制就行，我算是长了见识。直到我后来转干入编制，总算明白了有那么一道清规戒律，在决定着人的身份，而那个身份，又决定着你的待遇和命运。

斗转星移，寒来暑往，就这样我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围着那高高的柜台，工作了八年。1987年2月，因病离开了自科借书处。这八年中，进进出出的人许多，除了上面提到的四人，我依稀记得共过事的有：史亦文，朱学海，周文松，李海舰，万美玲，李璟，马杏莲，周纯，王兆云，罗灵均，他们中后来有的是退（离）休，有的是转岗，有的是离馆，具体时间已记不起来了。同时，在这八年中，图书馆和我本人也发生了一些可以记载的事情，现在回忆起来大约有这几件。

图书馆方面：

1.图书馆老主任陈超离休，大约在1981年8月，由化工部安置我校的蒋永银任临时负责人；9月，学校决定由化机系党总支副书记黎效良任副馆长，级别自然升为处级单位；同时，图书馆党支部成立，为机关党总支下的单独支部，由化机厂调来的王怡同志为第一任书记，标志着图书馆地位和影响力的上了一个台阶；

2.1985年，图书馆使用多年的中小型图书分类法，已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图书需要，决定停用，改用风靡一时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，简称“中图法”，这对我们图书馆来说，也算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。经过调研，参照，顺利的过渡使用。这其中，杨永厚老师功劳巨大，出力最多，我也荣幸的参与，贡献了自己的心力；

3.大约在1984年前后，马列室，教材科，印刷厂相继搬离，图书馆一下子扩大了许多面积，图书馆在为读者服务中，更加游刃有余，增添不少服务功能；但是，仍然不是独门独户，二楼北面，成为学校接待室，差点接待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，后来因故取消了。二楼的外编室，让给了学校网络中心；

个人方面：

1.1981—1984年，我幸运的进入南师大夜大图书馆专业学习，一同入学的还有同馆的李超英、孙晓克、王爱勤，尽管个中挫折与侥幸相随，苦涩与甘甜共伴，总算顺利拿到大专文凭。今天说来，这张文凭无足轻重，可在那个年代，有了它，解决了转干问题，改变了工人身份，为个人发展铺平了道路，更实惠的是工资不再微薄，顿时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。

2.当时住图书馆值夜班的缪昌美老师，改到新搬家的教材科值夜，由我入住。一直住到88年9月结婚，才离开。由裘定欣接替。小小值班室，既让我在学校有了立足之地，又解决了每天城南城北（那时我住在三山街）奔波之苦，每月还有9元的值班费。这区区9元钱，让我生活质量（吃食堂的标准）得到大大提升。谁说甘蔗没有两头甜，在图书馆值夜，还不止两头甜呢。

3.与许多届学生，结下了深厚的，真挚的友谊。当年的77——79届学生，年龄与我相仿，有的比我大，他们在学习生活中，在与图书馆的接触中，表现出的成熟礼貌，接人待物，至今记忆深刻，难以忘怀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们每每来宁，校庆，同学聚会，都专程来看望我，邀请我。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，依然保持联系，不能不说是我在馆工作之外的意想不到的斩获和红利。

三、编目部的五年（1987年9月—1992年5月）

1987年9月，馆领导为了照顾我的身体，安排我到编目部工作，起初是修补，更换读者检索目录卡。此时的中文与外文编目部已分开办公，外文原地不动，部主任是吕厚亮老师，兼外文图书采购，编目先是尤世玲老师，她调离后，由凌红接任；中编搬进马列室腾出的大房间，有副主任卓秀文老师，中文采购孙晓克，编目是王爱勤和隋国民，高玉华。

这项工作虽然不是一无所知，八年来多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看的多，几乎没动手干过。每天一上班，搬一张高凳子，来到目录大厅，高高在上的坐到检索台前，找出已损的，残缺的，模糊不清的，一一对应的依葫芦画瓢更换。遇到周三下午不开放，就整盒的搬到办公桌上，不急不忙的整理。事情虽简单，需要的是仔细，不容出差错，顺便把插错的卡片，放回应在的地方。恰逢此阶段，我国海南，珠海大开发，这股风吹进了平静如水的高校，吹到了如水平静的图书馆。我自量实力，不敢轻举妄动，乖乖地呆在图书馆，老老实实的耕好自己的一亩二分地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。几位同事，勇做时代弄潮儿，纷纷涌入大潮，自砸铁饭碗，毫不犹豫的去了南方。编目部就有两位同事离职。于是，我接手王爱勤的中文目录制作，动手用铁笔在钢板上刻起蜡纸，自己油墨印刷，一式三份，一份存档，二份上柜供读者使用。平静的日子，平凡的工作，一干就是近五年。刻蜡纸的最大收获，让自己的钢笔字有了长足的进步，练就了一手能拿的出手的字。

这其间，还发生了1989年4、5月份的风波，我与图书馆同事一样，一般性的关心而已，每天按部就班的上下班，

另一件个人事项是，我于1988年9月结婚，终于完成了人生的大事。同时，百感交集的离开了我在图书馆值守的岁月，离开了记录着我青春中酸甜苦辣的小屋。感谢卓秀文老师牵头，有劳大家破费，为我置办了生活用品，过上了属于自己的小日子。1989年底，有了女儿。原以为在编目部岗位上，生活就这么如上一辈一样，平静的走下去。

命运总是垂青我，到了1992年5月，馆长杨永厚老师出于对我的栽培，约谈后，希望我挑起流通部负责人的担子。我干于斯，学于斯，成长于斯，没有理由辜负领导的厚望，便毫不犹豫的答应了。于是，我又老马识途的重回流通部，迎接新的挑战，离开了工作五年的编目部。

四、流通部的后七年（1992年5月—1999年8月）

1992年5月，流通部主任徐宜林老师升任副馆长，馆领导决定我调回流通部，任命为副主任，主持工作。工作人员先后有：自科借书处的万美玲、李璟、罗灵均、周纯、王兆云、潘华、尹东辉；社科借书处的杨明、李洁、吴绍静、汪康生、严洪堃、凌红、罗沨文、马久婕等。

此时的借还书工作，今非昔比，一改手工操作的模式，已经运用微机管理，整个流程，非常快捷方便，完全不用再填填写写，教师，研究生，可以入库自己找书。日常，只需应付本科生而已。况且，教材参考书，辅助辅导资料，多种多样，十分齐备，教材科，书店均可买到；另外，学生都是应届生，年龄小，对书的渴望，无法与恢复高考时那几届相比，工作量，繁忙程度，与先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

这七年中，印象深刻的事有这几件：

1.流通部在96年全校文明服务窗口竞赛中，荣获一等奖，这也是作为图书馆二级单位，第一次获得全校性荣誉。

2.身为七品芝麻官，能以身作则，团结大家，带头完成本部门日常工作和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。流通部内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工作相互配合，齐心协力，分工不分家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大家心情愉快的有缘在一起学习工作，服务读者。

3.在做好日常管理工作的同时，见缝插针重拾喜欢文史，舞文弄墨的爱好，尝试给报刊投稿。记得从94年在《金陵晚报》发表第一篇“豆腐干”开始，便一发不可收，到我99年离开，陆陆续续见报有二百多篇。95年在《江苏图书馆学报》发表了第一篇文章，后来在《南京史志》，《江苏党史》，《南京工业大学（文科版）》等杂志，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。那几年，月月稿费不断，文字水平大有提高，乐得我女儿，一见汇款单，便争着去取，嚷着要到肯德基打牙祭。

4.1991年，我评上中级职称，为图书馆馆员。中职在当下，早已是不足挂齿的职称，可当年，还是值得高兴的事，尤其像我这样的夜大学历而言，已是捷足先登，更属佼佼者，心里还是高兴的偷着乐。足以证明图书馆的氛围，锻炼了我，培养了我，也是领导，同事们，对我工作的认可和鼓励。我又一次以为，在图书馆，我已从青年干到不惑之年的中年了，再小船慢荡的干到退休，也算是把一生交给图书馆了。

谁料，1999年8月，因学校新校区——江浦校区建设和管理的需要，我调到江浦校区新的岗位，依依不舍地离开我曾经梦寐以求的图书馆。今天回忆起来，我这人极少有失眠现象，可就在我作决定那几天，真的是夜不能寐，脑海中不停的浮现，我在馆工作二十年的日日夜夜，与各位同事朝夕相处的风风雨雨，每天成长进步的点点滴滴，还有我芳华岁月时的青春故事。

虽然我从此告别了图书馆，但是，在我接下来的二十年工作履职中，依然对图书馆一片深情，图书馆的每一次搬迁，每一步发展，我都寄以最多的关注，给以最大的支持和职责范围内的最多关照，只要图书馆有需求，而我又能力所能及的办到，从不敷衍推诿，总是雷厉风行的去办，补偿我不能从一而终的遗憾，宽慰我那颗自感愧疚的心灵，以至于逢人谈起我在学校的人生归属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自豪地宣称：我是图书馆的人。